废除旧历岁时节令
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，自然希望改变北京政府的“正朔”：由阴阳历并用，改为专用阳历，并将阳历定为国历，而将阴历视为旧历、废历，以示自己是新的革命政府。１９２８年５月，内政部草拟《普用国历办法八条》，呈请国民政府允准，发起了一场推行国历（阳历）、废除旧历运动。查禁旧历书、颁行新历书；改变商家结账习惯；废止旧历岁时年节，代之以新的纪念节日，是其废除旧历的主要举措。
古历之正月十五晚——元宵节，燕京大学特开一全校提灯赛会。（上图）
国民政府废除旧历过程中明确申明：废除旧历的同时，连带取消旧历岁时节令。其取消之法，就是或直接将旧历岁时年节废除，或将旧历节气，原封不动地移为阳历月日，并将在旧历年节的习俗及活动，统统移到阳历年节来进行。
１９２８年４月，内政部明确通令各省区市，将旧历年节应有的各种点缀品及正月间一切娱乐活动，移至阳历新年元月举行。这种简单粗暴而牵强附会的做法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。在政府看来，政府并非不许百姓“过年”，只是要他们照阳历去过；也并非不许民众娱乐，并非废除过年的一切礼俗风气，仅仅要改一个日期而已。可是在民众看来：“不能改日期，改了便不是那个味儿。”
将过旧历时令年节时的庆贺活动挪到阳历上来，已经从根本上“变味”。因为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日期，而是附属于这个日期上的一套民俗文化和生活习惯，是民众日常生活习俗的整个改变或转轨。
推行阳历新节日
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，在使用旧历过程中，逐渐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岁时节令，如立春、元旦、元宵、填仓日、龙抬头、清明、端午、乞巧、中元、中秋、重阳、冬至、腊八、过小年、除夕等等。这些岁时节令，尽管各地有很大差异，但赋予它的文化含义及各地的风俗习惯大体相似，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民国初年改用阳历后，北京政府逐渐确立了一些国家纪念日，与这些旧历节令并行。据载，北京政府所奉行的阳历纪念日及节日有：１月１日为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，４月８日为国会开幕纪念日，５月９日为“国耻日”，４月５日为“植树节”，１０月１０日为国庆纪念日，１２月２５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等，这些都是北京政府确立的国家纪念日。但由于阴阳历并行，这些新纪念日，主要是上层官厅、学校来纪念，在民间社会中并无太多的表示。
南京国民政府在废除旧历过程中，也采取了确定和增加阳历纪念日、用根据阳历推定的民国纪念日来代替旧的岁时年节的办法。它除了沿用一些北京政府法定的阳历纪念日外，还重新审定并增加了许多新的纪念日。上海市政府最初颁定的《革命纪念日一览表》，确定了诸如阳历１月１日为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、３月８日为国际妇女节等２９个革命纪念日。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０日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１００次常务会议通过了《革命纪念日简明表》及《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》，将纪念日分为“国定纪念日”和“本党纪念日”两种。这些纪念日，因为是以国民政府命令的形式通令各地党政机关严格遵行，故各地党政机关学校及团体大体上均能做到：“全国党政军各机关以及团体、学校、工厂、商店均悬旗志庆，除国府成立日外均放假。”
随着阳历的推行，政府法定的阳历新纪念日及按照阳历规定的新节日逐渐增多。到４０年代后期，已经达到了数十种之多。除了上述纪念日外，还有：司法节（１月１１日）、戏剧节（２月１６日）、童军节（３月５日）、国医节（３月１７日）、美术节（３月２５日）、青年节（３月２９日）、儿童节（４月４日）、音乐节（４月５日）、母亲节（５月１２日）、禁烟节（６月３日）、工程师节（６月６日）、陆军节（７月９日）、父亲节（８月８日）、空军节（８月１４日）、教师节（８月２７日）、记者节（９月１日）、体育节（９月９日）、商人节（１１月１日）、医师节（１１月２日）、世界学生节（１１月１７日）及农民节（立春）、民族扫墓节（清明）、诗人节（端午）、护士节（５月第二个星期日）、合作节（７月第一个星期六）等。
旧历的合理性及其变通之道
国民政府废除旧历岁时节令的办法，根本漠视了旧历在中国沿用数千年并仍然有其生命力和存在价值。与旧历岁时节令相关，民间社会早已形成了一套复杂而丰富的节日喜庆、祭祀祖先、婚丧礼仪等相关的民俗文化，并且这种民俗文化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。所以，旧历岁时节令决非骤然能废除，而政府采取强制性的政治手段，对旧历节令加以禁止，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。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，民间社会仍然沿用旧历岁时节令，对政府规定的阳历“元旦”“上元”“中元”等节令置若罔闻。
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习惯和浓厚的民俗文化，国民政府不得不寻求变通之道。１９３０年３月，内政部、教育两部制定了一个《旧历节日替代办法》，承认消灭旧历岁时节令的办法是“未当”的，必须加以变通。其变通之道，就是保留旧历元宵、上已、端阳、七夕、中元、中秋、重阳、腊八等旧历节令，但一律改用阳历月日计算；凡民间沿用旧历所有之观灯、竞渡、乞巧、祀祖、赏月、登高等娱乐及休息之风俗，均听其依时举行，政府不再加以干涉。政府想通过这样的“变通”和“移置”，达到寓酌改旧俗之意。
中华民国十二年四月十七日下发的公文
阳历自身的科学性和便利性，决定了它必然要在中国流行起来；但旧历自身包含的合理性因素，及民众对它有文化需求的客观现实，说明旧历是仍然生长在民众生活中的“活文化”，也不会轻易消亡废弃。故政府在推行阳历时，只能是逐渐剔除旧历中封建迷信的成分，吸收旧历中那些与农时、民俗有关的，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东西，形成一种以阳历为主、同时参以旧历节令的真正“国民历”，才能既顺应世界大同的趋势，又不失民族的特性。
正是在这种政府向民间社会作有限的妥协与退让，同时民众受潜移默化影响并逐渐参与阳历庆典的相互调适中，阳历及其节日逐渐为社会各界认同，在３０年代以后逐步形成了一种以阳历为主、旧历为辅的新格局。
本文原载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》，2005年02月08日，第003版
《中国历史评论》编辑部
本期编辑：尹晓龙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